深化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向社会开放自己的渠道,允许组织渠道的自主性和自主性。 2014年8月23日,杭州东站西广场,居民在跳舞。 新华数据图

  

   从现代国家的发展标准来看,国家统一的整合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独立、不分裂为标志的主权统一;二是行政权力统一,不同地区有相对统一的管理办法,法定中央管理权限在统一管辖范围内执行;三是公民权利的统一,不同地区、不同阶层的公民享有基本相同的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家作出了各种努力,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但在国家治理方面仍存在许多不足,甚至有些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例如,在主权方面,台湾尚未形成共识,两岸四方治理的统一也存在差距,民权统一问题比较麻烦,属地管理依据不同省、地区的形成,作为历史遗产的不同阶层的差异,以及城乡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平等和地区的不平等,造成国家发展的障碍。 因此,从国家治理的角度来看,有必要促进国家的一致性和均等化。

   国家绝不能随着发展而解体,这就需要高度整合的力量和“粘合剂”,例如通过文化、宗教、意识形态、交通、信息网络、经济发展、市场化、人口混合、民族婚姻等机制和手段高度整合。 如果分歧太多,相互阻碍,国家的发展就会埋下祸根。 从长远来看,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体制平台将有助于加强国家一体化的能力,使其更具凝聚力。 避免宗教排斥、思想分裂、民族冲突、民族冲突、地区隔阂、阶级仇恨等。 最好的办法是国家统一和统一,制度平台不仅要实现主权统一、治理统一,还要实现公民权利的统一。 根据这个标准来评价国家的状况,我们可以推断出中国国家发展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克服什么缺点,填补什么缺点,如何进行体制和政策改革。

   我们尚未就建国的基本概念达成更普遍的共识。 自大陆改革开放和台湾政治转型以来,虽然随着两岸交流与交流的扩大和相互了解的加强,但双方的分歧仍然很大,面对历史的分歧,如何在求同存异中找到新的共识? 在大陆上,对国家概念和发展没有完全的共识,如“左”与“右”的分歧,知识分子也有所反映。 国家是一个社区. 民族认同必须基于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而民族认同也必须基于前两者。 同一个民族的人和血统当然有亲缘关系,但如果长期的文化观念、制度规则不同,也会分裂。 虽然台湾与我们有着共同的血缘关系,它也不断承认放弃,但现在有些人坚持说他们是“台湾身份”,原因大概就在这里。 因此,国家认同的建构必须寻求政治和文化认同,而这些最好建立在基本的制度认同之上,这种制度必须更具包容性。

   国家认同强调国家是一个大家庭,我可以在这里避过风雨,寻求强有力的保护,免受外来欺凌,也免受内部欺凌。 有了这个知识,就可以有身份,然后在国家危机中就站起来。 因此,只有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在基本保护的基础上,才能建构民族认同。 换句话说,要降低标准,形成更大规模的共识,“高而少”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不能因为有人说不好,就不让他说;你不能让别人喜欢它,因为他们不太喜欢它。 除了在体制上设计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框架之外,国家目标还必须以人的基本需要为基础,保障基本自由和公民权利,直到每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得到保障。 世界各国要真正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建设,必须把基调降到人性的基本要求上,在坚持民主、自由、平等、正义、公平等最基本原则的基础上,这些原则是在“无知的面纱”的背景下形成的,是为全体而不是具体的人(所谓“对错的东西”) )制定的标准,这样才能在制度、政策、观念上有共识,民族共识自然形成。

   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应围绕现代国家的标准进行. 创新反映了国家发展的动力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现代国家应当平等、统一、一致,公民的权益应当平等。 为了促进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进行制度创新,实现国家治理制度的现代化。

   首先,要破解本土化管理的困境,建立统一的国家管理体制。 历史上形成的管理体制是大量的属地管理,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基本上所有的社会事务都是属地管理,这就造成了地区之间的差距和协调不够,毁了很多东西,因为各地只是自己这一套,形成了地域性。 这种行政地方化建立在一套管理体制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分解或割裂了国家资源,使管理成为地方单位的割裂状态。 地方主义不仅仅是地方对地方利益的追求,而是因为现行制度造成了这种格局,没有其他选择,也没有协调机制,就会出现这些问题。

   例如,高速公路的管理费制度是以省为界的,显然造成了地区差异,相当于每个省都得到了门、关、车停在这里交钱。 这种管理制度与现代国家的标准背道而驰,现代国家应在全国统一。 许多其他问题都是这样的。 例如,在资源配置上,经济发展不是以区域协调为单位,而是以省市为单位,把国家的GDP总量任务分配给各省,再把省分下来,以前一直分配给各村,每一个地方都要做成绩,最极端的是在乡镇、乡镇开发区引进企业,互相竞争,甚至互相竞争。 把国家的经济指标纳入属地行政管理方式进行分解,没有协调,就会出现重复建设、产能过剩、恶性竞争、相互挖洞的情况。

   第二,以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和地区之间的平衡。 从国外来看,欧美国家的均等化在一定程度上首先需要一段时间,其次是依靠市场力量,即政府给予政策引导、私人选择,最终促进地区间的相对平等。 美国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政府的事情相对较少,是以协调政策为导向的,其他的事情都是在这个框架内由人民自己来做的。 而中国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政府自上而下是一致的,不但有计划,而且自己动手,中央要做一件事,也要照做,级别降下来,没有太多的选择,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所以制度和机制的变化最终又回到了政府职能上,政府这只手要做到杠杆化,只要做到政策引导、利益驱动、激励机制、禁止做事、提出标准和要求,然后更多的是让市场、民间去选择,就有可能达到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

   三是强化中央政府的协调机制和协调职能。 现在要建立统一的国家体系,加强中央权力的协调,跨地区要有更强的协调能力。 现代公共管理很重视协同、协调能力,这是我们的一个短板。 现在当然有所改善,如京津冀、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等区域合作协调发展。 原来河北分成了几块北京、天津,好工业已经被吸走了,中央没有具体的政策让它去做,它作为一个省也要追求GDP,只能发展重工业,每天炼钢的结果,让低水平、耗能的工业,让空气一片阴霾。 这也与现代化的发展背道而驰,而且涉及到管理体制。 原则上,其产业可以为京津数千万人服务,做观光农业、观光农业,这是最应该做的? 另一个例子是贵州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如果要分享各省的GDP指标和任务,那就要发展工业,以最快的速度拉动GDP,那样的话,美丽很快就会不复存在。 为了改变这种严重的不和谐、大不平衡的格局,必须统一国家布局。

   二. 有限强政府与有序强社会

   政府应该是一个规模有限、规模适中的强势政府.,这是一个基本要求。 政府分为小政府、强政府和弱政府、有限政府和无限政府:就规模而言,政府不一定要小,也不一定要小;实力就能力而言,政府在许多方面都应该强大,特别是要它发挥重要作用;有限与否是从权限范围来看的,这一点必须首先明确。 很多人说哪个政府的责任是无限的,其实,政府的责任可以理解为无限的,也就是说,必须凡事最后拐弯抹角,人们对政府责任的要求是无限的,但政府的权力是由法律赋予的,有边界的,“法治政府”是对的,政府必须在法律赋予的权力范围内积极行动,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应该更加如此。

   政府的力量是相对于市场力量、社会力量而言的。 如果政府想在某些方面有点超然,便必须有另一种力量,即社会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来弥补,否则,没有公共事务便会引起很多麻烦,所以这种力量是相对的。 现在讨论这个问题,是因为市场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已经有足够的储备,所以政府可以放手。 但由于观念、行为惯性的影响,这些方面都没有完全做到,政府的力量仍然很强,社会的力量、市场的力量反而没有充分发挥出来。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分权还是集权是一个两难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央集权的呼声越来越高,现在越来越强调顶层设计,中央集权已成为一个新的方向。 从一般意义上讲,权力下放是一个方向,是政府权力向社会的权力下放,中央权力向地方的权力下放。 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困境,其实是政府尚未跳出“统一”和“分裂”的循环。 要对权力的类型和内容作出更科学、详细、合理的划分,有的权力要统一集中,有的权力要分散,分散到哪个层次要有更合理、更合法的描述。

   中国的政治发展体现了分权原则,不是所谓的“三权分立”,也不是削弱党的领导,分权可以有纵向、横向、政府与人民之间等等许多方面。 首先,政府和社会权力下放,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出路和渠道,而不是全部通过政府渠道;其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具有相应的分权原则,中央政府主要强调协调,地方在中央协调和政策依法发挥自主作用;而政府和市场的权力下放,公共服务和管理向市场转移,可以照顾自己,也可以私人私人。 分权、分流、分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要求,应该为人们提供多种途径,特别是公民社会应该有自己的价值追求和利益实现。 就像如果每个人都笼到一扇门进出,就会堵塞,多开几口,走每一条路,就没有这些问题。 比如说,经济发展,不一定要走GDP这条通道,可以走后现代,做农村经济或者做农业经济,要赚点工资,国家要协调,这是对的。

   深化改革一方面是体制要更加开放。 在过去,有人说不垄断,垄断是先天排斥的东西。 有些组织具有垄断性、排斥性,如政党有其目标,制定什么高标准都无所谓,可以根据其最高标准而达到精英;但政府是国家公民的政府,符合最大限度公开的原则,是最常见的公开机构,每个人都是服务对象。 深化改革,需要有系统、开放、一视同仁,实现普遍性. 无论党在政治上是富人、穷人、左派还是右派,我们都必须满足这个要求,坚持这个原则。

   另一方面是向公众开放自己的渠道,允许组织渠道的自主性和自主性。 例如,社会组织中,有些人愿意组织社会生活,喜欢跳方舞,驴朋友想旅游,对民间的需要,应该多释放一些方式来提供保障和基本管理。 民间自治实际上反映了人性的基本要求,人作为社会动物,总是开展社会活动,进行社会交往,体现和实现价值。

   第一,社会自治要满足社会归属感和社会交往活动的需要,这是第一大功能,要确认这种需要,就应该有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和生活方式,不能让人民只过党的组织生活,这必须违背他们的基本需要。 第二,社会自治有助于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有助于改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化。 对社会公民自治来说,行为必须有规范,所以实际上是一种制度供给,就像任何组织都有章程、规则一样,社会自治为满足社会的自律和自律,提供了制度化的渠道。 法律是政府统一的标准,如果民间有很好的自律,政府那些规则也就不用了,这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土生土长的中国”是法治而不是法治社会。 第三,社会自治实际上是减轻公共管理负担的重要途径,尤其是政府负担,民间社会都是自我管理的,政府很容易。 那些小政府、弱政府,往往是比较发达的民间组织,民间自治比较完善,不需要政府做太多。 例如,美国人很少与政府打交道,遇到事情就不去政府,政府也很容易,要下班,要去度假。 中国政府之所以这么累,原因是社会自治的功能太弱,一切都得跑到政府那里去寻求答案,让政府直接出面,政府当然累得要死,每天忙不过来。 这三点决定了社会自治在中国未来发展中的重要性。

   至于如何培养社会自治,应结合我国国情。 一是尽快规范政府行为,避免与社会发生直接冲突和矛盾,坚决不再使自己成为社会事件的对立面。 矛盾和冲突如果激化,民间自治组织往往成为政府的反对者。 没有办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只能循序渐进,而决不会造成新的矛盾、不公、流血。 二是要有更大的胸怀,允许和鼓励民间自治组织的发展壮大。 第三,要积极引导,使其规范化,纳入管理体制和服务体系,让其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政府职能的延伸。 有很多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例如,通过购买服务、委派。 以街道健康管理为例.,如果有一个公民环保组织,政府不为它提供渠道,它可能每天盯着污水,设立工厂这种事,请你跟政府出去;但是,如果政府将环境卫生的某些方面外包给它,将其吸收到管理体系中,成为管理职能的延伸,它将履行政府管理和服务的许多职能,并与这些职能结合在一起。 这是向民间社会组织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

   许多地方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做着这些尝试,这是一个方向。 例如,地方管理、街道、区域管理可能采取外包服务,一些政府扶贫项目直接委托或由私人组织购买,还有一些环保、地方基层治理项目。 以街道管理为例,原来政府要一堆人,每天都要管他们,深圳宝安区鼓励私营保安公司,招聘很多人,街道维护秩序、摊贩管理、环卫等公共管理,都是外包给私营机构负责,批准并支付服务费,就像物业公司的管理模式延伸到街道一样,这改变了一种管理模式,属于创新。 广东中山也有很多公益项目,它采用创意公投的方式,吸引私人投标来做一些事情。 当然,这些仍然是相对初级的。

   三. 系统供应和系统实现

   政府、市场、社会这几只手都是用得最好的条件。 过去两只手没有发挥好作用后,政府这只手很长,这样一来,使自己吃力不讨好,民生有了很大的问题。 现在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激活两只手来分担任务,协同治理的理念在学术界、公共事务管理理论上得到支持。

   政府这一手代表法治,代表制度供给和制度实施,引入人人都能认识到的规则,并加以有效实施,这两个因素决定了法治和国家治理的水平,这是政府当然要做到的,法治在广义上是制度化、规范化的管理。 过去的问题是,政府在法治方面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有些制度显然供给不足,或者没有很好地实施,有潜规则,让人去破坏规则,违法者得不到及时的惩罚,这是非常无序的,最终成为整个社会的违规行为。 例如,行人过马路,政府应出台不准随便过马路的规定,如果没有这个制度的供应,如何规范过马路的人? 然后再去执行,只要有随便横穿的路,就能立即抓住,处罚,这种失范行为就会停止,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这条路不能随便横穿。 如果第一个人随便越过没人管,后面的人就会跟风,突然抓到第三个人执法,他会说前两个人怎么不管? 有时我们没有规矩,我们很乱,有规矩不执行,以致违法行为变成了一般的模仿,是与政府捉迷藏,最后投机取巧,小偷心理成了国家一般的心态,国家素质有问题。

   法治建设是实现法治和真正有效实施这两点,加强法治的实施和执行是关键。 比如酒后驾车,原来酒后驾车不是一回事,后来事件严重,车子也多了,最后引见说没有酒后驾车,这是合法的供应。 但执行得很松,分寸很大,抓了说两句好话可能就松手了。 最后惯了人,觉得喝一点酒开车很正常,还是捉迷藏,趁不注意跑,当政府不出来做违法的事情时,没有变成一种行动意识。 现在严格执行,只要检查被关起来,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很多人都会关心,认真对待,行为也会相应改变。 所以国民素质是国家制度、法治的产物,如果法治很松散,国民素质一定很差;如果说法治是很严格的,那么国家的素质是很高的。 我们说,日本人、韩国人和新加坡人的素质都很高,在公共生活中排队,道路不容易改变等等,他们认为插队、乱改是不良行为,这是多年法治的结果。 而我们插队的现象很常见,原因是没有人管,它变成了一种普遍的行为。

   法治政府不仅要依法治理社会,而且要守法。 要使各级政府做到更加规范、守法,事前、事中、事后几个环节都要有相应的规定和措施。 事先有防范和防范机制,决策要有一定的程序,有不同的人参与,不同的部门要试验,多论证,反复论证,反复质疑;事物有及时的信息沟通,透明、公开,行为得到观察;追后,跑和尚跑不了庙。 这些环节都有相应的机制,会避免个人拍脑袋决策和违规行为,政府的行为规范会好得多。 由于前几年积累的太多,个别政策领域的一些特别重要的问题往往没有按照这些机制来实施,只有一些政府官员贼大胆,做各种各样的事情。

   另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问责机制,这是一个关键问题。 如果官员只负责,不负责,反正上面的命令这么做,得到“出手”是他大胆的一个来源,那么有什么问题,再怎么引起人反对,他也不在乎。 但这两年高层反对这种做法,没有“出手”,这个问题可能会有所缓解。

   国家治理的任务之一是减少或控制整个国家的成本。 国家成本应包括系统成本、维护成本、运营成本。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系统成本和维护成本都比较稳定,容易计算,而运营成本通常是可变的,不容易计算。 但是,一般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如果公共权力的公信力或法治水平较高,政府有效地遵守法律,人民自觉地遵守法律,那么,这个国家的经营成本就会相对较低,反之就会很高。 因此,一个国家的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法治水平。 仅仅通过法治宣传和法治教育来完成这一任务不会取得预期的结果。 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国家统一的公民信息平台建设和国家统一的金融、工商、税务、交通、质检、环保等信用信息平台建设至关重要。 以此为借鉴,我国法治建设的基础工程建设任务依然艰巨。

   对中国来说,民主的关键是激活正规机构,特别是那些代表公众舆论的机构。 全国人大和政协是中国民主的正式渠道和重要体现。 把民主简单地定义为选举民主肯定是错误的。 西方国家并没有简单地把民主定义为选举,选举就可以了,议会代表、立法机关对行政机关有什么限制? 人民对议会的限制是什么? 它必须是多重机制,是一个全面而复杂的系统,有多重手段,是多重的,不能简单地理解。 一些中国人认为西方民主就是选举,把民主定义为选举必然带有偏见。 要建设中国的民主,也要考虑到很多方面,不仅在选举过程中,而且在决策过程中,监督、参与、信息披露和透明度。

   民主不仅需要思想和激情,而且需要组织和体制安排。 民主必须通过具体的组织结构和方式来实现。 过去,人们更多地关注民主的基本理念,争论的焦点都集中在什么是民主、民主好不好、什么样的民主更合适等问题上. 现在要自觉“引导民主”,让人们更加关注如何通过组织结构和组织方式的逐步调整,找到真正实现民主的出路,找到具体的制度途径。 中国的发展事实表明,通过推动政府创新扩大有效的政治发展空间,克服现有体制的制约,寻找和培育新的制度增长点,可以化解来自民主化的压力。 因此,推进责任政治和民主制度建设的改革日益成为知识分子和广大公众的共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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